经部。书类
△尚书
是日偶考《尚书》如五器说，江氏王氏段氏孙氏皆主郑说，然郑音乃个切，惟见《集韵》所引，郑君不当言反切。江氏谓郑当读为铰，亦近曲说。段氏谓铰是鸟笼，下既有器字，则此不得云铰者，是也。郑训如谓以物相授与之言，盖以与字释如字，故《集韵》乃个切下云若也，若犹与也。王氏引之《述闻》谓如者与也及也，其说较诸家为直截。然以五器为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礼器，亦属空言无徵。又谓如字蒙上文修字言之。果如其说，则五器当在三帛之下，不当间以二牲一死卿大夫士之挚矣。郑《注》谓授挚之器有五，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也，器各异式，其言必有所本。《史记》、《五帝本纪》云，二牲一死为挚，如五器加一为字，则五器指授挚之器，盖无疑义。此谓修治公侯伯子男朝聘之五礼，躬桓信谷蒲，瑞节之五玉；赤缯黑缯白缯，玉之三帛；卿大夫羔膈二牲士雉一死之挚与授挚之五器，则文从字顺矣。惟五器为盛挚之物，故加如字以明之，若亦是五等之礼器，则以五玉三帛五器连文可也。至墨常谓五器即五玉，下云卒乃复，谓事毕而还之，然则如字又何解也。蔡沈乃妄移五玉至挚九字于协时月正日之上，而以修五礼如五器连文，其陋不足辩矣。
光绪乙亥（一八七五）四月初四日
《尧典》象恭滔天，滔天盖本作慆，或作謟，慆謟皆慢也，故《史记》作慢天。后涉下文浩浩滔天语，遂亦误为滔字。据《左传》昭二十六年官不滔之文，则滔慆字本可通，而下文既有滔天字，则此处必不作滔，此经典一定之例也。栖霞年廷相说经多不可训，而其解此经滔天谓本作慆，篆水天作Ａ１，而作Ａ１，二字相似，后人因下有滔天语，遂亦误倒作滔天，则说甚有理。盖静言庸违象恭而慆二语相对为文，静言即《秦誓》之论言，《公羊》引作挣言，《说文》引作巧言。庸者语辞，即《左传》庸何伤庸愈乎之庸，亦可作用。违者回邪也。静言庸违者，谓其言善而实违也。《史记》作善言其用辟，言字当略读，谓虽善言而其用实辟，辟同僻，僻亦邪也。象恭者，谓貌恭，故《史记》以似龚解之。象恭而恼者，谓其貌似恭而实慢包。合之即《皋陶谟》所谓巧言令色。以文从字顺求之，牟氏之说，不为无稽。今即不敢改变经文，但以滔作恼，训为慢天，于经恬已自惊然。天者上也，慢天即包慢君言之。孙氏星衍训天为性，转为偏迂。伪吼《传》谓貌象恭敬而心傲很若漫天不可用，则谬甚矣。乃徐文靖《管城硕记》据《竹书纪年》有共工治河之文，遂谓滔天即指其治河无效，而卢氏文招、梁氏玉绳皆取之，是何异郢书燕说也。
光绪乙亥（一八七五）五月二十七日
《书》、《尧典》之敬授人时，本作民时，卫包所改，段懋堂氏论之详矣。且引《正义》所载《洪范孔传》及《皋陶谟正义》以证唐初本尚作民时。今又得一证云，《隋书》、《天文志》言中宫六甲星所以布政教而授人时，《晋书》、《天文志》作授农时。《隋志》成于高宗永徽时，《晋书》亦至高宗时始行，而一作人，一作农，可知当日所据《尚书》本尚作民，故史臣避讳，改之不一也。
光绪辛巳（一八八一）八月三十日
《书》之篇目。不可努言。伏生今文二十九篇，以连序一篇言之，则今文似无序，故不知有百篇也；以有《大誓》一篇言之，则《大誓》出武帝时，不应伏生便有也；以分《康王之诰》为一篇言之，则陆元朗明言欧阳大小夏侯同焉《顾命》也。段氏玉裁、陈氏寿祺皆言今文有序，陈氏列十七证以明之，朱氏彝尊亦言伏生二十九篇合序数之。然汉儒谓二十八篇应二十八宿，语见《论衡》、《正说篇》。又《汉书》、《刘歆传》言博士以尚书为备。（文选本误作不备。）则不知《书》本百篇，其为不见序甚明。俞氏正燮谓使西汉经有害序，则古文多出之篇，博士何以不肯立学？论最破的。故王氏鸣盛、戴氏震皆言今文无书序，序亦孔壁中所得，太史公从子国问故，故得载之者，其言是也。龚氏自珍及俞氏皆谓伏生已分王若曰庶邦以下为《康王之诰》，然《释文》、《正义》皆谓马郑本始分，岂能妄造。然则谓武帝既得《大誓》，博士起传教人，因入之今文为二十九篇者，其言差近理，盖其语《大传》已述之，娄敬董仲舒皆称其文，足见汉初其篇虽亡，而轶说时在人口。及书既出，印证悉符，故人主深信而不疑，博上奉诏而恐后。若谓燎鱼流火，事近于诞，则《尧典》之厘降二女，《皋谟》之率舞百兽，亦为恒情之所怪，习见之所惊，帝王之兴，祯祥之告，非拘虚之士所能测也。龚氏乃谓其气体文法，皆不类，目为战国大誓，亦武断甚矣。氏谓《史记》所载如《原命》、《般庚》等，间与序说不同，知是本今文家言，故与古文序异。然史公正以得之子国秘授，外无传本，故所记或殊。使当时博士传业，明有序文，人人传诵，则如《文侯之命》，古今家说并同，何以史公误为襄王使王子虎命晋文公乎？
光绪王午（一八八一）六月初八日
△尚书正义（唐孔颖达）
阅《尚书正义》。殷周间诸王之年，《无逸》、《洛诰》经有明文。《无逸》言高宗享国五十有九年，祖甲享国三十有三年，自时厥后，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郑注：祖甲，武丁子帝甲也。然则自祖甲以下廪辛、庚丁、武乙、太丁、帝乙五君之年可推矣。曰四、三年，不曰三、四年者，盖七、八年五、六年皆浑举一代之词，四、三年者，一代四年，一代三年，故变文以明之，古人文字无虚设也。自王肃伪造《孔传正义》，曲申伪传，以祖甲为太甲，于是宋以后人随意撰造商王年代。伪为《竹书纪年》者，作武乙三十五年，文丁十三年，帝辛五十三年。杜撰《皇极经世皇王大纪》等书者，作庚丁二十一年，帝乙三十七年，帝辛三十三年。《通鉴前编》从而实之，遂以为典要矣。《洛诰》言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郑注：文王得赤雀，武王俯取白鱼，受命皆七年而崩；及周公居摄，不敢过其数也。此必伏生夏侯以来相承旧说，故凿凿言之。文王受命七年者，据《尚书大传》文王受命，一年断虞芮之质，二年伐于，三年伐密须，四年伐畎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见诗文王序，正义引作尚书周传。）武王取白鱼在上祭于毕之年，是年始观兵于孟津，又二年克商，又四年而崩。是文武受命后皆七年也。周公成文武之德，故亦居摄七年。曰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明文武皆受命七年也，公虽摄政，未尝有受命之瑞，经文特书此语，以明周公之心，纯乎文武之心，即纯乎臣子之心也。《伪孔传》释为大安文武受命之事，则经之受命二字，便成空文。《正义》从而略之，不能申明郑注。于是后人或据《史记》，谓文王受命十年，或据《汉志》，引三统历作九年；而宋以后人遂各以意改武王年岁及周公居东月日，且争文王无受命、周公无居摄事者，益纷纷矣至《吕刑》言穆王享国百年，享国自与《无逸》经文一例，皆主在位言之。《论衡》、《气寿篇》云：《传》称周穆王享国百年，并未享国之时，出百三十四十岁矣，自是今文家师说如此。《伪孔传》云：穆王即位过四十百年大期。盖阴主《史记》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立五十五年崩之文而小变之，以见子长尝从子国问故，故词相合也。不知未即位时安得云享国。周初召公年亦百二十余岁，毕公亦百余岁，穆王在位百年，何足为异。《列子》以穆王为神人，《穆天子传》瑶池八骏等事，皆以穆王寿为希见，故附会之，此不必疑者也。
光绪丙戌（一八八六）十二月初六日
△尚书今古文疏证（清阎若璩）
阅阎百诗《尚书今古文疏证》，其末有议孔门从祀一条，援嘉靖中黜荀子例，欲退象山阳明；又以王州说，欲退欧阳文忠而进范文正。范公入祀固无愧，而欧公事业亦不相下，文章经术则更远出其上，进彼而退此，可为无谓。至议及陆王，则尤妄矣。
咸丰戊午（一八五八）十一月初一日
终日读《尚书》、《古文疏证》。阎氏此书，致力最深，虽时病冗漫，又气矜自满，动辄牵连它书，颇失体裁，而雄辩精到处，自不可及。惟既以《史记》所载之《大誓》为伪，又不信《书序》，因而并力攻《诗小序》，以及《左传》、《檀弓》俱遭驳诘，逞私武断，亦往往而有。全谢山笑为陋儒，非无因也。其中因端类及诸条，前人已闲采入《潜邱劄记》，予谓当悉去之，荆┨于《劄记》中，则其浩博自在，而此书之体例不致紊矣。
同治丁卯（一八六七）十一月二十六日
△尚书广听录（清毛奇龄）
余素喜毛西河氏诸经说，以其笔舌隽利，为经生家独出，顾武断处太多。今日偶阅其《尚书广听录》，名论虽不乏，略举其不可通者，如以放勋为尧名，重华为舜名，文命为禹名，似已。而于皋陶之允迪二字，知其不可通也，则曰古史记载之体，或记事，或记言，皋陶之曰允迪噘德，记言者也。然则皋陶何以独不记名而记言乎？《康诰》之命《康叔》，以封卫之时与事言之，则《书序》言属成王者是；以篇中朕其弟小子封及寡兄等称谓言之，则蔡《传》言属武士为是；此疑固自难解。乃毛氏必欲伸《序》抑蔡，引徐仲山《日记》，谓周公假武王之命以作词，犹武王合文王之年以纪岁，此皆不忍亡先王之义，是盖谓成王不敢专封康叔之名，而归本于武王，故周公假王命以作诰，亦推其意于武王也。顾读书必求情理；无论武王有意封康叔与否，当日未必有遗言；即封康叔时言之，其命固俨然出成王也。周公奉王命作诰，所奉者成王之命，非武王，则其称王若曰者，亦必假成王之词，断无舍今上而假口于无上者也。即欲归奉武王，岂不可措词，而必冒其兄弟之称，代先王为鬼语乎？古今立言，断无此体，是不通之尤者也。善乎宋之孙宣公曰书序错作也。观《左传》、《康诰》与《伯禽》、《唐诰》并命，《康诰》有篇，《伯禽》、《唐诰》岂无篇，亦不宜为孔子之所删，而《书序》百篇中不列其名，作伪露矣。
《尧典》、《舜典》之分合，《武成》之移改，今古聚讼不休，要皆不可据。惟《顾命》一篇，苏东坡讥其失礼，固当。伏生今文乃合《康王之诰》为一篇。国朝顾宁人氏说是简有脱简为最确。其说以越七月癸丑伯相命士须材句止，为《顾命》；而以下叙殡葬事尽脱矣。至狄设黼缀衣句起，乃是成王葬后，叙康王即位于庙见诸侯之事，直讫王释冕反丧眼句，为《康王之诰》，而狄设句以上文亦尽脱。此虽似凿空，而按之礼制，无一不合。
辛酉附识以上二说俱未确，尔时未能究汉儒之说，多惑于宋故耳。今按近儒江都氏曙《公羊礼说》先谒宗庙一条，驳顾氏说，甚为精确。其曰《康王之诰》末有王脱冕反丧服句，顾氏谓未没丧不称君，而今《书》曰王麻冕黼裳，是腧年之君也，然则瑜年即没丧乎？既已没丧称王，又何故释冕而反丧服耶？则顾氏必当云群公以下十六字亦是衍文，而后其说可通也云云，尤为通畅。凌氏又言天子大敛后，新君吉眼即位告庙见诸侯，有八证，皆确。
咸丰丁巳（一八五七）九月二十八日
△尚书未定稿（清茹敦和）
阅茹三樵先生《尚书未定稿》，其力主古文孔《传》为作伪，犹是西河毛氏之说。吾乡之言学者，如万氏季野、邵氏瑶圃皆信古文，盖越之宗派如是也。茹氏更谓郑秆二十四篇之目，即出于张霸《百两篇》中，非郑君本有，乃后人从张书摘出窜入郑书者，则益为无稽矣。余多排阎氏，又一引王氏《后案》而系以微辞。三樵与西庄甲戌同年，而持论不同如此。（其历引郑君他注，以证与二十四篇之目抵牾之处，亦足以备一说。）
光绪乙亥（一八七五）十二月十五日
△古文尚书 异（清段玉裁）
阅段氏《古文尚书撰异》，其意实矫江氏（声）王氏（鸣盛）之专主《说文》诸书，改定经文，而尤与江氏为难。然谓枚氏所传之古文三十一篇，字字为孔安国真本，夫亦孰从而信之。苦为分别，多设游辞，所谓甚难而实非者，徐谢山诋其为伪古文讼冤，有以也。惟其博证广搜，旁及音诂，义据精深，多有功于经学，故为治《尚书》者所不可废耳。
同治甲戌（一八七四）六月初五日
夜阅段氏《古文尚书撰异》。此书诂训纷纶，可谓经学之窟，惟必分析今文古文，凿凿言之，且谓汉魏以前欧阳夏侯《尚书》无今文之称；孔安国所传《尚书》，亦用今字；《说文》所载《尚书》古文，马郑王本皆无之；俱近于任肛而谈，意过其通，反为蔽也。臧拜经言钱竹汀氏有签记颇多，惜不得见之。
光绪戊寅（一八七八）正月二十三日
△古文尚书马郑注（清孙星衍辑）
《古文尚书马郑注》。孙氏此书，虽据王伯厚本增辑，而全载经文，别标体例，实自为一书，其中颇指江艮庭王礼堂两家之失，然孙氏喜据他本以改今文，亦往往有未当者。如《皋陶谟》篇在治忽（此及下条，今伪古文皆在益稷篇。）改作采政。案郑注本忽作留，见《史记集解》，固可信；而在治作采政，则《史记索隐》明言是今文，非出古文也。无若丹朱傲句上加帝曰二字，予娶涂山上作禹曰二字，此固据《史记》，然司马氏虽云从孔安国问故，其书则多采伏生今文，此帝曰禹曰，未必全出古文也。《般庚》中自怒曷瘳，改作自怨曷瘳，此据《隶释》作载《汉石经》，然蔡中郎所书乃今文，非古文也。《般庚》下今予其敷心腹肾肠，改作今予其敷优贤扬历，此据《三国志注》，然裴氏称为今文，固未确，而必指定古文，则《尚书正义》引郑注本作忧贤阳，谓即优贤扬历之误，亦未有明证也。
同治庚午（一八七○）五月初九日
△尚书集注音疏（清江声）
阅江氏《尚书集注音疏》。自注自疏，古所罕见，江氏盖用其师惠定宇氏《周易述》家法。惠氏以荀郑虞等《易》注既亡，掇拾奇零，非有一家之学可据，故不得不为变例。江氏亦以马郑之注，由于辑集，故用其师法。钜儒著述，皆有本原，不得以井管拘墟，轻相訾议也。
同治辛未（一八七一）正月二十三日
△尚书既见（清庄存与）
庄氏之《尚书既见》，向读龚定盒所撰碑文云云，私揣其书必毛氏《古文尚书冤词》之流，而侍郎素称魁儒，又在毛氏后，既有为而作，当更援据精慎，不似毛氏之武断。乃今阅之，既无一字辩证其真伪，亦未尝阐发其义理，但泛论唐虞三代之事势，凭私决臆，蔓衍支离，皆于经义毫无关涉。其开首即论舜征苗事，谓此尚是舜摄位而未为天子时，则枚书述益赞禹之言，明云帝初于历山，舜但摄位而皋陶已称之曰帝，不几自相矛盾乎？又据《孟子》帝使九男二女以事舜于畎亩之中语，谓瞬徵庸以后，未受侥官，故尚在畎亩，而有舜往于田号泣之事，皆逞辨无理。其书仅三卷，卷不及五千字，而辨成王非幼年即位一节，至七八千字，所引不出《孟子》。附会纠缠，浮辞妨要，乾隆间诸儒经说，斯最下矣。阮氏《学海堂经解》中屏之不收，可谓有识。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十月十七日
△尚书余论（清丁晏）
阅丁俭卿《尚书余论》一卷，凡二十三条，皆证明《伪古文孔传》为王肃所作，与《家语》、《孔丛子》、《论语孔注》、《孝经孔传》皆一手伪书，其词甚辨。其谓马融《忠经》乃别一马融，是唐时居士撰《绛囊经》者，故其序有云臣融岩野之臣，又于民字皆避作人，治字皆避作理，（兆人章云，此兆人之忠也；冢臣章云，正国安人；武备章云，王者立武以威四方，安万人也，皆避太宗讳。天地神明章，昔在至理，又国一则万人理；政理章，夫化之以德，理之上也，施之以政，理之中也，惩之以刑，理之下也，德者为理之本些；皆避高宗讳。国一则万人理句，又兼避太宗高宗讳。）为唐人无疑，所以宋《艺文志》始箸录，而《绛囊经》亦始箸录于《崇文总目》，非托名于汉之马季长也。论甚精，足发千古之疑。
光绪了丑（一八七七）二月二十八日
阅丁氏《尚书余论》，凡二十三条，条为一篇，皆明《古文尚书》及孔《传》之为王啸伪作。曰余论者，以申阎惠诸君之说，阳发其所未及也。
光绪己卯（一八七九）十一月初七日
△尚书大传（清陈寿祺辑）
阅陈恭甫所辑《尚书大传》，广东新刻《古经解汇函》本也。原分五卷，番禺陈兰浦（澧）并为三卷，较闽中旧刻为精，然尚有误字。其前冠以《序录》一卷，自《史记》、《儒林传》至国朝嘉庆十年礼部题准山东巡抚全保咨送伏生六十五代孙邹平人伏敬祖承袭五经博士一疏，而附以元文宗至顺二年礼部尚书张起岩所撰《济南邹平县伏生乡重修伏生祠记》。盖建立伏氏博士之议，舰于嘉庆元年孙渊如氏署山东按察使时所请，而邹平县有伏生乡，伏氏子孙仅三人，其二皆年老务农，遂以敬祖应袭。其地有伏生墓及祠，所据者亦止起岩此碑也。后附《大传辨讹》一篇，辨卢氏《雅雨堂本》及曲阜孔丛伯（广林）本之误。恭甫氏考证精洽，条系出处，较之卢本，实为远胜。盖卢刻虽称宋本，得之吴中藏书家，要出于掇拾，不足信也。吾邑樊氏廷筠亦有辑本，余旧有之，今已失，不能复记。陈氏此编，可谓空前绝后矣。
光绪戊寅（一八七八）三月二十六日
阅《尚书大传辨讹》，其辨卢氏文招、孔氏广森之误，极为精细。然陈氏皆据他书所引，不言《大传》以证其误妄，安知卢氏不别有所据乎？大约近儒之学，递考递密，而前辈所见之书，亦往往有未见者。
光绪己卯（一八七九）四月初九日
△虞书命羲和章解（清曾剑）
阅南海曾勉士（钊）《虞书》、《命羲和章解》。其说以此章为历学之祖，其言历象日月星辰即后世恒星七政各有一天之说所本也：其言测中星以定分至，即后世岁差之说所本也，其言宾饯，则后世里差之说所本也；其言敬致，即定气之说所本也；其言日中永短，即准北极高卑以分昼夜漏刻多寡之说所本也，所说即本阮文达而衍之。寅宾日出从《史记》训敬道出日，谓日初出，度其景识之，若道之行然，故曰宾。《周礼》、《大宗伯》注出接宾曰摈，接与宾古通用。寅饯内日从马融本作寅浅，云浅灭也，灭犹没也，灭没皆尽也。谓日入尽时，敬识之无余景。羲仲测日出，和仲测日入，互文相备。羲仲下不言日入者，东方见日早，校西方几差一时，则其入之早，亦差一时，可知因其见日早可以测里差，故以出日立文，其实羲仲未尝不度日入之景。和仲度日入必待灭尽者，若日入尚有余景，则差积不密，推节朔及日食皆差矣，故必候日入尽时识之。可谓凿然能发古义者矣。又云自唐以来历算皆用恒气，惟冬至用定气，以今年冬至与明年冬至之算折半之为夏至，四分之为二分，如此则分常先后天二日。西术测黄道与赤道交日，当其交处乃置二分，其法校密，近世江慎修氏发明之。然黄道赤道皆后起之名，太虚中本无黄赤道也，未见仪器之人，以此语之，反滋异惑，不如即天象以求天行，以日出至日入若干时，又以日入至日出若干时算之，时刻平分，即命为二分，夫人皆知之，安用阳律阴律纷纷之说乎？故《尧典》只言日中、日永、日短，所以为最简而精。郑注皆言漏刻，亦至明切，惜乎治此学者，徒争中西之法而不知察也。其论尤为明快。其以阳谷为朝鲜，南交为交趾，昧谷为陇西，幽都为雁门之北、今之朔州，皆参用前人之说。惟以厥民因，据皋陶谟释文引马注：襄，因也。《说文》：汉令解衣而耕为襄，谓夏日勤于耕者，解衣犹勤于事者袒裼，则颇近支离矣。
光绪甲申（一八八四）十一月二十一日
△尚书逸汤誓考（清徐时栋）
阅《逸汤誓考》，其据《墨子》及《说苑》诸书，谓《论语》所引子小子履一节，是汤祷旱之词，以孔注伐桀告天为误，其说是也。谓《尚书》本有两《汤誓》，一伐桀，一祷旱，则武断矣。书中徵引辩驳，颇有断制，旁及训诂音韵，亦有依据。所附镇海吴善述、平湖叶廉锷、鄞刘凤章及王子常签校之语，亦具见读书细心。
同治甲戌（一八七四）五月二十九日
△太誓答问（清龚自珍）
夜阅龚自珍《太誓答问》，极辨晚出《太誓》之不可信。谓欣书二十九篇，以《康王之诰》奉不合于《颅命》也。晚出《太誓》，乃周秦间人之书，力驳惠江王孙诸家之说。然谓孔安国不传古文，谓《顾命》及《康王之诰》自古分为两篇，孔子所见如此，则定盒何从而知之耶？
同治辛未（一八七一）五月十一日
△禹贡注
读《禹贡》注。自来陵谷变迁不一，禹时九河之道，周已仅存徒骇。汉成帝时，仅有三河遗迹可寻，他若大野孟猪诸泽薮，业皆湮涸无存。墨水系雍梁两州之望者，至今杳无可考，则所谓九江三江者，安得强为分合？古今聚讼，纷纭莫决，皆若亲见当时之经画者，殊不必也。
三江之说，最可折衷者，莫如鄂璞岷江松江浙江之论。郦道元注《水经》因之，但其必欲强通《禹贡》一江分三江之旨，遂谓帆江水东注于具区，出为松江；又一派东至会稽余姚入海；曲折附会，不合地理矣。蔡沈《书传》亦主郭说，而谓三江不必涉东江中江之文，但求其利病之在扬州之域，则水之大者莫如扬子大江松江浙江而已。此言最为了当。国朝全祖望从之。王鸣盛《尚书后案》，泥于东为北江东迤北会于汇东为中江之经文，遂力主郑康成左合汉为北江，合彭蠡为南江，岷江居其中，则为中江；谓足以尽破诸说。抑知经文东为北江，乃系于导漾之下，此是记汉水入海之文。而下文更记曰岷山导江，乃有东迪北会汇东为中江语，此系于导江之下，是记江水入海之文，固各不相涉。且东迤北合于汇句，经文亦全不见所谓南江者。康成遽注口东迎者为南江，不过以上文言东为北江，下文言东为中江，遂臆断此为南江。然细玩经文，漾与江异源；汉出于漾，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海，与江之区别，各不相蒙。即如郑说，亦不得谓一江分三矣。陡庾阐郦道元陆德明张守节诸人所言松江娄江东江（亦曰上江，在今吴江县白蛇湖，）则六朝以后吴地之三江，必非《禹贡》之三江。赵爆以浙江浦江剡江为三江，则越地之三江。《国语》、《吴语》、《越语》及《吴越春秋》之所谓三江者皆是，非《禹贡》之所称矣。王氏《后案》谓韦昭之注越语三江为松江钱塘江浦阳江，此可以解《国语》，不可以解《禹贡》。浙江自杭言之曰钱唐，自越言之曰浦阳，一江而二名也。唐以后吴越为财赋薮，而松江入海之口，亦渐淤塞。宋范仲淹郏直单锷诸人言吴中水利，皆谓宜开松江俾归于海，则震泽底定。盖松江等三江为震泽之利害，即为吴中水利主要领；而禹时则吴下土旷人稀，震泽入海处，必皆深阔，未尝以此为重，不可执后世事以解经。此论诚当。其主郑说之三江，则不若郭义为长也。因读《禹贡》，论之如此。 咸丰庚申（一八六○）三月初七日
△禹贡锥指（清胡渭）
阅胡础明氏《禹贡锥指》。是书精博固可取，而武断者亦多。如以梁州之黑水谓与雍州之黑水异，禹于梁州黑水，无所致力，故惟导雍州之黑水。至于三危，则《禹贡》九州分界水名先已相溷。以吐蕃之河源出星宿海，谓与西域之河源出葱岭及于阗者各别，是则河有三源，愈为纷歧。既据《汉志》自西域盐泽伏流为说，而又牵引唐刘元鼎元潘昂宵之言，故为此调人之舌。又谓汉武名于阗河源所出之山曰昆仑，即古昆仑国地，亦不知其所据。以《舜典》五十载陟方乃死，谓当读五十载为句，陟者崩也，方乃死者，所以解陟之为死也，则文理几至不通。此フ明自为文则可，虞夏史官所不受也。其他可议处尚多。又矜己自夸，劲涉措大口吻，亦非著书之体。其前冠以吉水李尚书振裕一序，文甚芜杂。而フ明白撰略例，谓李公称其书兼得虞夏传心之要，尤是腐儒妄言。所谓太极圈儿大、先生帽子高也。フ明与阎百诗顾景范诸君，皆久居徐健庵尚书幕，同佐修《一统志》，故于地理皆为名家，而识隘语俚，亦略相似。予尝谓当时有三大书：顾氏栋高之《春秋大事表》阎氏之《尚书古文疏证》胡氏之《锥指》，皆独出千古，有功经学，门径亦略同，而皆无经师家法，有学究习气。江氏藩辑《国朝经师经义》，皆弃而不录。全氏祖望力诋《锥指》，谓其葛藤反过于程大昌，皆非平情之论。
同治戊辰（一八六八）十二月十八日
△禹贡集释（清丁晏）
阀丁俭卿《禹贡集释》共三卷，其书采取众说，而附以己意者又低一格书之。大惜主马班桑郦许郑，而正胡氏《锥指》之失，务明古学，简鼓可传。
光绪丁丑（一八七七）二月二十九日
夜阅丁俭卿氏《禹贡集释》，凡三卷，节取自马郑《注伪孔传》以至国朝诸儒之说，而后低一格为之疏通，或加辨正，务取简明切要，便于循省，初学所宜首从事者也。末附《禹贡蔡传正误》一篇，又胡氏《锥指正误》一篇，大惜以胡氏之言三江九江皆为非是。谓胡氏于三江引郑《注》左合汉为北江，会彭蠡为南江，岷江居其中为中江，本于徐坚《初学记》；以《书疏》引郑云三江分于彭蠡为三孔东入海证之，则《初学记》所引实非郑《注》（初学记本作郑玄孔安国注，语不可解。）三江自当以《汉志》所言为确。胡氏于九江主宋人胡旦谓在洞庭之说，东陵亦取宋人说以为巴陵，据《史记》、《河渠书》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则九江在寻阳无疑。《班志》庐江郡寻阳，《禹贡》九江在南，皆东合为大江。应劭注云，江自寻阳分为九派；《水经》、《淮水》注，秦立九江郡，治寿春县，兼得庐江豫库之地，故以九江名郡，则宋人谓在洞庭者，白为肥说。慈铭案，三江之说，纷如聚讼，郑注是非，不能辄决，九江之辨，自为高也。
光绪己卯（一八七九）十一月二十三日
云土梦作，古本作云梦土作父，沈括言宋太宗得古本始改之。近儒王西庄以云土梦为是，谓云梦二泽名，云在江北，地尤卑，故始见土；梦在江南，地稍高，己可耕治。《伪孔传》连言云梦之泽，盖始误梦字于土上。（今注疏本作云土梦，又是后人所改。）段茂堂则谓作云梦土者古文，作云土梦者今文，《史记》、《汉志》皆用今文，本皆作云土梦，（据索隐本作云土梦。）今作云梦土者，后人误改之。又谓云土即云杜，古土杜字通用。汉有云杜县，云土与梦为二泽名。王段皆经学大师，而此事则同为意必之谈。王又误以宋太宗为唐太宗，谓所得必马郑古本；段以《史汉》作云梦土，皆后人妄改；尤为武断。丁氏分析言之，以云梦为一泽，或连言云梦，或单言云，或单言梦，实一而已，且谓唐以前无作云土梦者。慈铭案，其说甚碥。若如王说，谓云始见土，梦已作，全袭蔡《传》，正丁氏之所谓支离。若如段说，谓伏生以云土连言为泽名，亦甚不辞。丁氏谓自沈括罗泌等瓶江南为梦江北为云之说，于古无徵，是也。
十一月二十四日
阅《禹贡集释》。解经有不可一例求者，扬州之厥包橘柚锡贡，此当从《孔传》谓锡命乃贡，以橘柚难致，不可常也。郑君注以锡为金锡之锡，自不必从，豫州之锡贡磬错，锡贡二宇，当连上厥篚纤绩读之，与厥包橘柚锡贡句一例。以纤纩是细巧之物，故亦不为常贡，其下磬错二字自为句，上文厥贡二字直贯此句言之。颜师古《汉书注》及林之奇《尚书全解》，谓磬错亦待锡命而贡者非也。治玉石之错，并非珍异，何致慎重乎？至荆州之九江纳锡大龟，马注纳入也，《史记》作入赐，锡赐义同音转，古皆通用，命龟国之重宝，世不易得，故别异之。言若天者然，不敢同之于贡，此属辞之体也。苏子瞻《书传》谓若以下锡上者，则不辞矣。丁氏于三者概指为锡命而后贡，亦欠分明。
十一月二十五日
夜阅丁俭卿《禹贡集释》及《锥指正误》。其《集释》太略，然甚便于初学，驳《锥指》之词太峻，学者不可因此轻视胡氏也。
光绪癸未（一八八三）三月十三日